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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暖花香，岁稔时康。真乃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
七十四岁高龄的父亲与同年的母亲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波澜不惊，平静中溢满幸福。我们姐弟四家人，都时不时地牵盼着父母，希望他们能与哪家共同生活，但他俩说儿女们各有各的家，依然我行我素地安守篱落的老屋。
时年四月二十五日，我忽然接到母亲从邻居家打来的电话：“生皓，你爸爸早晨洗脸时，一下眼发黑，站立不稳，摔倒了，看起来病得不轻，你回来一下!”我立刻思量，父亲会怎么样呢？我赶快请好假，火速往家里赶。躺在床上的父亲，脸色铁青，一只手，一只脚都冰凉的，双眼呆滞，嘴唇只能轻轻蠕动，往日的矍铄已无声无息。我问道：“爸，哪儿不舒服，难受吗？”他说：“眼时而发黑，心发慌，手脚无力，翻不了身。”我劝慰他：“不要紧，可能是轻微脑溢血，通过治疗会恢复的。只是在家不行，得赶快到大医院治疗，愈快愈好，拖延不得。”
我们把父亲送到县医院，接受全面检查。意料之中的，父亲是中度脑溢血。因为年岁高，风险大，采取保守治疗。历经十几天，医疗费总计五千多元，相较一生务农的父母，这可是天文数字。就算把父母遮风挡雨的三间瓦房卖了，也值不了五千元。父亲稍微好点，便催促着出院，母亲更在一旁焦虑，唉声叹气的：“看这么得了，就是把人卖了，也凑不齐这么多钱啊！家中就一头猪，值一千八百的，平时又无半分积蓄，看来只得讨口呢！”
“妈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办法总比问题多。”我说，“父亲虽然没买医疗保险，但他是老军人，政策上一定会有照顾的。”此时，父亲平日里一些耳熟能详的话语萦绕在我的脑际。
他一九二八年出生，上过私塾，读完中学，十七岁参军。先在徐州机械化部队服役，连蒋纬国都在他们的军部。他开过装甲车，目睹过抗日的尾声，还为延安边区送过物资。四九年驻防上海，见证了上海的和平解放。他们的部队后来到了台湾，而他考虑到家中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，在部队撤离前一周，回到了家乡。一九五二年，二十二岁的父亲，响应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的号召，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。他到朝鲜战场，打过美国鬼子，五三年光荣复员。
回到家的父亲，当过会计，农技员，民办教师。文革期间，因为他参加过国民党军队，受到长时间的批斗。一次次的打击，他变得迷茫而又憔悴，沉默寡言，心事重重。坚其志，苦其心，劳其力，事无大小，不辍劳作地为儿女们生活着。润湿与干涸，希望与绝望，个人与家庭，交织成他活下来的最大勇气。
办好出院手续，回到家里，我问父亲：“爸，你两次入伍，有一些证件没有？”他吃力地睁开苦涩的双眼：“儿子，我本来有复员证的，可文革被别人给毁了，如果要找的话，你去乡武装部问问。”
踏进乡武装部，我询问了父亲的情况，他们说，你要到县武装部去查询，应该会有档案的。我再到县武装部，接待的同志说：“这些资料，早年转送到县档案馆，你去看看，只要有事实，定能水落石出。”
在县档案馆，我说明来意，他们便按照程序，开始为我查询。在等待的间歇，我一边看墙上的制度须知，一边耐心等待，真是心急如焚。两个多小时度日而去，一个年轻的管理员突然对我说：“找到了，你看，是不是这个？”我急忙凑过去，瞧见她拿着一本泛黄的册页，有一页上赫然写着“梁彬儒”三字，一栏上填有“复员军人”，另一栏上写着“一九五三”的字样，但连照片也没有。我激动得沙哑道：“谢谢！对头，终于查到了！”
档案馆的同志核实了父亲的身份证，确认无误后，给我复印好父亲的资料，并且开了介绍信。对我提出的父亲解放前入伍一事，他们说深表遗憾，现在他们那儿缺少这方面的档案，如若有了，一定通知你们。
我旋即把这些资料拿到乡民政办，他们看后点点头：“资料已经齐了，实在该感谢档案馆的同志们。按照相关规定，你父亲不但可以报销医疗费用，而且能够享受每月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津贴。这些人民的功臣曾经为国家流了血，而让他们今天不再流泪，利在当代，功在千秋啊!”
办妥一切事务，我如脱笼之鹄，大步流星地回到家中。父亲正坐在桌椅上闭目养神，看到我的一刹那，我从他的眼中读到一丝娟然的期盼。我凑近父亲，把报销的医疗费一张纸地数给他看，并一字一句地大声告诉他：“从下月起，你有复员军人津贴，心中悬着的石头也该落下了。嗯，多亏了档案馆的同志们，是他们的敬业，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!人民在记着你，国家在记着你，党在记着你！”父亲听后，眼眶里噙满晶莹而感动的泪光。
也许，有人会说，档案与我无关，好像离我们十分遥远。其实，档案无时无刻都陪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。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，每个人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份档案——出生证，以至于我们的病例，学习和工作经历等都是档案。档案的形式纷繁复杂，或是一张照片，一段录音，一段文字，一尊塑像，一眼古井等。档案是一种载体，存在意义并非其本身，而是它所承载的那些事，那一个时代，带给后来者的明证和思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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